乐游乐学首页 欢迎来到乐游乐学!

旗下网站

首页 > 游学历史 >

中国人游学与留学溯源

2014-04-15 08:56:32   来源:    点击:
  “留学”与“游学”
 
  在中国的历史上,留学亦称游学。然而细究“游学”一词,与今日所言“留学”,二者还是小有区别。这种区别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教育自身的发展相关。
 
  游学,就其词义本身而言,指远游异地从师求学。站在受教育主体的地位上,是就其教育活动状态而言,重在“游”字上,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其中的“游”,指行走、来往。故而“游学”另一涵义,指春秋以降以己之长游说诸侯或权势者以谋求职位之人的社会活动。根据清末有关官方文件,如清外务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中对其时留学生派遣的“名目”划分,即将其时选派出国求学之人分为“贵胄学生”、“官派学生”和“游学学生”,并于“游学学生”目下加以说明—“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这里的“游学”又带有个人自由赴异域他邦进学从师的意蕴。
 
  留学,就其词义本身而言,指远离乡邦留居异域他国入学求教。站在受教育者的地位上,是就其教育行为方式而言,重在“留”字上。就行动主体所处状况来看,有一种静态之义。其中的“留”,指求学者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停留在某地(尤指留居外国)而求师问学的行为表现。如在隋唐时期,日本将跟随遣唐使(遣隋使)而来中国求学的学生称为留学生,即因这些来华求学之人并非一时的行为,而是在那些外交人员回国后仍“留居中国”学习或研究一个时期的学子。相较而言,那些随遣唐使归国时一起回国的学生则被称为“还学生”。
 
  尽管从词义上两者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在近代以前,确切说在进入20世纪之前,国人对于远游他邦异国的求学活动,概以“游学”相称。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政府设立的负责留学生选派工作的机构,亦以“游学”定名,如“游美学务处”等。民间社会对于其时出洋留学行为,亦概称为“游学东洋”或“游学西洋”。即使身在国外求学之人或留学归国之学子,他们其时发表的种种文字以及创办的报刊,亦加以“游学”二字来定名,如《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送郎游学·序》、《游学译编》。如此等等,表明其时虽说新式教育已经兴起与发展起来,但国人仍然多用传统的“游学”指称求学之人出国留学的行动。
 
  其实,历史上,中日两国早在隋唐之际就有“留学”及“留学生”一说。只是中国自唐以降少有人物出国求学,故而在后来的文献中记叙远游异地(异域)从师求学之事每每袭用“游学”旧说,日本则对“留居”外国学习和研究之人之事袭用其祖宗说法而未改。及至近代国门开启后,国人前往日本,受其影响而将“留学”、“留学生”转译回来。
 
  细检清末“新政”教育革新时期见诸文字的有关记载,其时采用“留学”、“留学生”指称出国求学之事之人,确实始自也多见于留日学子,后来影响所及,则不止于留日学生群体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有此“历史基础”,进入民国之后,“留学”、“留学生”的说法遍行国内社会各阶层。自此“游学”、“游学生”逐渐退隐出国人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谈论。
 
  中国最早记载有留学行动的文字,可以追踪至甲骨文的有关记事
 
  如果咬文嚼字地去分析“游学”(“游学生”)和“留学”(“留学生”)二者的词义,在文意上稍显细微的差别。其实谁也不可否认,在民国之前其实两者就是指称同一事情,即前往异域他乡求学之人之事。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人留学史时,设若处在前人的时代,也就是研究“中国人游学史”了。即是说,在着手书稿撰研之际,就将二者视为一事,历史的考察也由此而起始。
 
  中国最早记载有留学行动的文字,恐怕可以追踪至甲骨文的有关记事。据《龟》2.25.9,其卜辞文意是说,多名学子去某地求学,途中会不会遇上大雨。显然这是一种“游学”行为,只有远距离求学者才担心路上碰到下大雨,如此则交通不便而受困受累。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礼失于野”、“学在四夷”,离乡背井远道求学者更是实繁有徒,而“游学”一词亦出现在这一时期。尤其诸子私学蜂起之后,一些大师级人物的“从游者”甚多,更有不少远道慕名“游”来者拜其门下,以至出现如墨家“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游学景象。这种远道游学的壮景,直到秦皇一统天下实行“绝私学”、“禁游宦”的国策后才大为收敛。但自汉而下,这种传统的“游学”行为和游学之人仍然不绝于世。
 
  完整意义上的留学教育始于汉代
 
  降至汉代,由于政府重视学校教育的办理和知识人才的培养,完整意义上的留学教育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据史籍记载,东汉时期即因儒学影响所及,而招致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遣子弟进入汉王朝设立的学校肄习。自汉而后,延续至清,外人来华留学的足迹屡有所现。
 
  比较外人来华留学,中国人出国求学活动起步稍晚,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或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上势地位”或“先进势态”。正因如此,根据史籍记载,中国人出国求学的最初起因也不是出于现实世俗社会的需求,而是出于宗教传衍的需要。至于前述先秦时期的种种“游学”之事和“游学”之人,其所“游”之地并未出华夏本土的范围,所“学”之术并未溢华夏文化的范畴。
 
  起因于传衍宗教需求的国人出国留学行动,据现有史料显现,这种留学行程最早发自佛教信徒的脚步。创立于古印度的佛教,最早为中国人所知,是西汉时期著名的使节张骞。据《魏书·释老志》所言,武帝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张骞“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延至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但由于佛教原典的传入及译解存在种种的不足,故而在来华初期让中国的信徒在探究佛学义理之时感到诸般困惑和不满:“四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由是触发那些有志求取真“经”真“理”的华籍佛教人士前往佛教发源地一探究竟。对此种留学活动的起因,近人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说明:
 
  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译传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土大师,未由抉疑开滞。
 
  为寻真经而出国求学的“留学运动”,最盛时是在五、七两个世纪
 
  考究华籍佛教信徒为寻真经而出国求学,三国时期曹魏境内颍川人朱士行应是“第一个去西方求法者”。与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人有所不同,朱士行是在昙诃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创行羯磨受戒后第一个依法成为比丘的中国人。他在精研其时传入中国的佛经时,常常感到首尾不接、“译理不尽”,故而“誓志捐身”西行去求梵本,最后在新疆于阗地界“得正品梵书胡本”《放光般若》经90章计60余万字。自是而后,中国佛教信徒前往西方求学络绎于途。据梁启超研究,这种“留学运动”最盛时是在五、七两个世纪,中间第六世纪较为冷落。而唐代高僧玄奘前往印度那烂陀寺的留学行动,则将这种宗教教育活动推至巅峰。
 
  唐代之后,佛徒的宗教留学活动仍在进行。如在宋代,赵匡胤提倡佛教时,一次即派遣僧人继业、行勤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经。即使进入近代,佛徒出国留学仍能见其身影,如在民国时期即出现过“中华佛教赴暹留学团”前往泰国从事宗教留学的举动。
 
  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性质都实现了转型
 
  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一派也传入中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为英国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该氏于1807年9月到达广州,1834年8月在广州病逝,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活动了整整27年。马礼逊逝后,广州、澳门等地英美传教士及商人为纪念他的“开创”之功,于1836年9月28日在广州正式组织起“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后于1839年11月间以马礼逊教育会的名义开办起一所马礼逊学堂。正是这所学堂的创办,使中国人出国求学行动发生了质的改变,这就是后来在该校教师、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塞缪尔·布朗(Samual Robbins Brown)夫妇带领下前往美国留学的容闳等3人。应该说,容闳一行出国留学,其行动起始与既往基督教徒赴西方求学并无多大的差异,但进入美国学校后,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来的留学成效,则使他们的留学之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无论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性质都实现了“转型”,完成了今日人们常言的“留学”教育的学习任务和教育目的,于是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和发展起来了。
11